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然而臣又认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这是什么缘故呢？小人所喜的是利禄，所贪的是货财。当他们利益一致的时候，暂时互相勾结而为朋党，这种朋党是虚伪的。等到他们见利而争先恐后，或者到了无利可图而交情日益疏远的时候，就会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对其兄弟亲戚也不会互相保全。所以臣认为小人并无朋党，他们暂时为朋党是虚伪的。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所依据的是道义，所履行的是忠信，所爱惜的是名誉气节。用它们来修养品德，彼此志趣相同又能够互相取长补短；用它们来效力国家，则能够和衷共济，把事办成，这就是君子的朋党。所以做君主的，只应该摈斥小人虚伪的朋党，信任君子真正的朋党，只有这样天下就大治了。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44，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44。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立于朝44，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44：“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44。及黄巾贼起44，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44。及昭宗时44，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44，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共工、驩（huān）兜：传说与三苗、鲧（ɡǔn）一起称为尧时的“四凶”。《尚书·尧典》记载：“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

八元：传说上古高辛氏的八个有德才的臣子。八恺：传说上古高阳氏的八个贤臣。

皋、夔（kuí）、稷、契：传说中舜时的贤臣。皋掌管刑法，夔掌管音乐，稷掌管农事，契掌管教育。

“《书》曰”以下四句：引文见《尚书·周书·泰誓》篇。

“后汉”以下三句：指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汉献帝，刘协，东汉最后的一个皇帝。“党锢之祸”是汉顺、桓、灵帝时期的事，与献帝无关。

黄巾贼起：指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张角领导的农民起义，义军以头缠黄巾为标志，故称“黄巾军”。贼，是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义军的蔑称。

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指唐穆宗至宣宗年间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和以牛僧儒为首的牛党互相倾轧的“牛李党争”，两党之争持续了四十多年。

昭宗：唐朝末年的一个皇帝。

或投之黄河：唐末年权臣朱温诬陷被贬宰相裴枢及其他大臣为朋党，杀害他们的时候，他的谋士李振献言说：“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朱温接受了他的意见。事见《旧五代史·梁书·李振传》。

尧的时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结为一朋党，君子则有八元和八恺共十六人共为一朋党。舜辅佐尧，斥退四凶小人的朋党，进用八元八恺君子的朋党，唐尧的天下得以大治。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后稷、契等二十二人一起在朝廷做官，彼此称美赞扬，互相推举谦让，共二十二人为一朋党，舜都重用他们，天下也治理得非常好。《尚书》上说：“商纣王有臣亿万人，亿万人各有异心；周有臣三千人，却合成一条心。”商纣王的时候，亿万人心各不相同，可说没有朋党，然而却因此亡国。周武王的臣子三千人结成一个大朋党，但周却因此而兴起。东汉献帝时候，把天下所有名士都看成党人而予以禁锢。直到黄巾军起义，汉室大乱，这才后悔醒悟，把党人都释放出来，可是已经无法挽救汉朝了。唐朝晚年，又逐渐兴起朋党的说法，到唐昭宗时，朱温把在朝名士都杀了，有的还被投到黄河里，说：“这些人自称清流，可以投他们到浊流里去。”唐朝也随之灭亡了。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45，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