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稽县衙当即将他转押到省城，送往杭州接受审讯。

对周福清的审讯，并不轻松。第一轮审讯，由杭州知府陈橘主审。第二轮审讯，由按察使赵舒翘、布政使刘树堂“藩臬两司会审”。最后，由浙江巡抚嵩骏亲自提审。周福清原原本本交代了事情经过，没有一点隐瞒。可交代归交代，态度却很不老实，他振振有词，为自己辩解：“交通关节，已不止一科，也不是我一人，某科某人，就是通关节中了举人，我不过是照样子来罢了。”意思很明了，就是说这行贿舞弊，打通关节的事，早就有人干了，我只是不过是其中效仿者之一。

周福清为什么要说这段话呢？我认为，这时候的他，一方面，抱有侥幸心理，认为大家都这么干，法不责众；另一方面，他还是不服气，自己是被曝光了，如果没曝光呢，还不是无罪逍遥法外。

晚清科场舞弊丛生。周福清的心理和想法，就是一个反映。他的所作所为是一个毛细血管，一路进入到晚清科场腐败的主动脉。

周福清行贿舞弊案，经过长达数月的审理，终于在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十一月初十日，由浙江巡抚崧骏向朝廷上报了审理意见。意见中说，周福清暗通关节，按大清律例该处斩，但是，他是作案未遂，一万两银票的赃款只是口头承诺，并且，他主动投案自首，因此建议从轻处理。

这份审理意见很有些“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味道。认真说来，这就叫执法力度太弱。嵩骏的这份奏折，传到光绪帝手里，光绪帝提朱笔批示四字：刑部议奏。

公元1893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刑部最终议定，赞同浙江巡抚崧骏的意见，提出：“对周福清于斩罪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

打一顿流放。这个决议光绪帝不接受，他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当天就颁下谕旨，宣布将周福清处以死罪。只不过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所谓斩监候，就是死缓，不立即处决，等到次年秋天执行。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到了第二年秋天的时候，周福清没有被执行死刑，具体原因不明。更让人迷惑的是，非但不处决，而且再次减刑，改为“牢固监禁”。死缓又改无期了。这就是晚清的执法。

就这样，周福清一直被关押在杭州监狱里。关到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的时候，按照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时趁乱逃跑出狱，事后又主动回归的罪犯均给予宽免减刑待遇的特例，周福清被获准出狱。

算起来，周福清一共蹲了八年大狱。在出狱后第三年，他病死于家中，他的儿子周用吉，因为父亲的舞弊案不但没当上举人，连秀才的功名也被革除，终日郁郁寡欢，积忧成疾，年纪轻轻刚三十五岁就死去了。

原本富庶的周家，也因这场重大变故急速败落，生活窘困，举步维艰。那时候，鲁迅才十多岁，不得不跟着母亲到乡下去避难，饱尝人间冷暖，世态炎凉。

鲁迅曾在回忆中说：祖上本是殷实富足的大家，但在我13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都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

此段回忆里的“乞食者”就是乞丐，要饭的。其中“很大的变故”，就是指祖父周福清舞弊案。案子背后是晚清科场不可告人的勾当，看在眼里都是悲哀，看不到的都是秘密。

三七　透视甲午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