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明白记载孔子修《春秋》的。他以史学家的眼光，比较推重《左传》，所以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叙明了孔子修《春秋》以后说：

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即《左传》）。

可见，司马迁认为，《左传》传《春秋》，是比较得其真的。但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论《春秋》之义时，又全用《公羊》学家之语和子夏之说。司马迁生活的年代，《穀梁传》还没有兴起，他是同时受《左传》和《公羊传》影响的。

二《公羊传》和《穀梁传》都传自子夏。相传，孔子是着重把《春秋》传授给子夏的，《孝经钩命决》说：“孔子曰：‘《春秋》属商，《孝经》属参。’”商就是子夏，参就是曾参。这说法出自纬书，有不可尽信的一面（“《孝经》属参”），也有不可不信的一面（“《春秋》属商”）。从后人所记子夏本人的言论看，他对《春秋》确实很有心得。《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说《春秋》也。……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凡奸者行久而成积，积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杀，故明主蚤绝之。

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

卫子夏言：“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胁穷失国，揜杀于位，一朝至尔。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岂徒除祸哉？乃尧舜之德也。”

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