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看看《吕氏春秋》的说法：“尧以天下禅舜，鲧为诸侯，怒于尧说：‘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欲得三公，怒甚猛兽，召之不来。帝舜于是磔杀之于羽山。”

再看看韩非子《外储说》的说法：“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之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之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杀共工于幽州之都。”

这两则史料有一个不同之处，《吕氏春秋》称诛杀鲧的人是帝舜，而《韩非子》则称是帝尧。其实两者并不矛盾，因为此时正是舜逼迫尧传位的时候，尧应该已经被软禁，所以舜乃是以尧的名义，诛杀了共工与鲧。两人被杀的原因只有一个：反对舜称帝。

相比之下，被儒学奉为经典的《尚书》对“四凶”被杀或被流放的原因几乎忽略，只是写了结果：“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显然，《尚书》是避重就轻。“殛”的本意是“杀死”，以文义来看，共工、兜、三苗是被流放了，而鲧则是被杀死。后来儒家学者把舜捧为圣人，圣人当然不会无缘无故地杀人，所以把“殛”的意义曲解为“流放”。我们从《吕氏春秋》与《韩非子》两本书中已可看到，鲧根本不是被流放的，而是被杀死的。同样，共工也不仅仅是遭到流放，后来也同样被舜处死了。

鲧与共工是因为反对舜而被杀死，这已经有明确的证据。那么兜呢？兜之所以在劫难逃，是因为他与共工关系密切，他曾经在帝尧面前称赞共工的业绩。共工被流放乃至被诛，

兜自然被牵连，流放到崇山，据说后来投南海自杀。

至于三苗，同样是因为政治原因而遭到舜的镇压。晋人郭璞注《山海经》有这么一句：“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

从上面可以看出来，所谓的“四凶”、“四罪”，其实根本不是因为这些人有什么十恶不赦的罪行，而仅仅是因为他们反对舜称帝，他们不过是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这恰恰印证了“成王败寇”的说法，成功的人就是圣人，失败的人就是恶人，所以舜成为圣人，而鲧、共工、兜等则成为千年流传的恶人。

我们从记录帝尧生平事迹的《尚书·尧典》中可以看到，这几个所谓的恶人，是帝尧时代最重要的几个人物，其中鲧是大禹的父亲，治了九年水，不算功高，也算得上劳苦，可是他们全被舜给抹黑了。必须说，舜是一个高明的宣传家，他抹黑了鲧、共工、兜，也抹黑了自己的父亲、继母与弟弟，同时，也抹黑了帝尧。帝尧不是一代明君吗？可是舜说帝尧的几个得力干将都是恶人，是四凶，而舜提拔起来的十六个所谓德才兼备的人，却在帝尧时代被冷落了。这么看来，帝尧任用奸人，排斥贤人，岂有半点贤君的模样，简直算得上是昏君。

在我看来，尧不是圣人，舜也不是圣人。

为什么后世会把两人塑造成圣人呢？

这是因为后人以美化先人的方式，构想了一个理想的社会。他们宁可相信有纯洁无瑕的圣人，思虑精纯，一心奉公，品格高尚，毫无私心。后人用这种方式憧憬着一个乌托邦的社会存在，在遥不可及的前世立起清明政治的标杆。于是尧、舜禅让的美谈就这样传颂开了，人们宁可信其有，只要真的存在过这样美好的社会，那么人的希望就一直存在。我们不可苛求古人，因为他们需要梦想，没有梦想，他们对前途会失去所有的信心。其实不仅是尧、舜的传说，在世界各国的古老传说中，哪个英雄不是道德与勇气的完美结合呢？在宗教世界中，哪个教主不是完美的代名词呢？

帝舜上台后，以雷霆手段迅速镇压异己势力，这与原先流传的那个逆来顺受的“孝子”形象大相径庭，所以我说他是一个很有心机的人。实际上，他的政治手段是极其高明的，虽然我不认为他是个圣人，但他绝对是一个堪称雄才大略的君主。

由于最主要的政敌已经被清除，政权的更迭已是水到渠成。舜在打击对手的同时，也以施与恩惠的手段收买人心。尧时代的几个大臣，包括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垂、益、彭祖、禹等，都被安排在合适的位置上，这对政权的稳定起到积极的作用。上文引用《竹书纪年》时便提及，放逐帝尧之子丹朱的人正是后稷，他是帝尧的兄弟，但是他选择站在舜的一边。

有一个人我们必须注意，这个人便是禹，他是鲧的儿子。鲧因为叛乱被舜处死，舜却重用其子禹，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在《尧典》中看到，鲧是很有势力的，当初诸部首领都一致要求由他治水，可见他的影响力。当时的政治体制并非后世皇权之下的中央集权制，而是相对松散的部落制（或以后世的称法为诸侯制），这些部落或诸侯是很有实力的，故而舜不可能像后世皇帝那样，对政敌采取株连九族的做法。舜很明智地拉拢禹，以减轻诸部落的敌对情绪，这对巩固其政权是相当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