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之于魏晋恰如诗歌之于唐朝，为一代精英兴趣之所在，也为一代名士才智之所钟。

春秋战国而后，魏晋玄学是我国古代又一座思想高峰。虽然在思想的广度上不如春秋战国，但在思辨的纯粹和深度上却有过前人。就儒道两家而言，原儒对于形而上的问题一向采取低调回避的态度：“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对现实政治、伦理、礼教等问题的过分热情，使他们对“性”与“天道”——人与宇宙的终极依据，缺乏钩深致远的纯学术旨趣。道家创始人老、庄虽然提出了“有无”问题，但从《老子》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来看，道家之“有无”更多还是指宇宙生成论，比较成熟的存在本体论则形成于魏晋，正如王弼所说的那样，至魏晋玄学才“示物于极者也”（王弼《论语释疑》）。魏晋的有无之辨、言意之争、声无哀乐等，论及的都是极端抽象玄远的哲理，这一历史时期，既出现了王弼、嵇康这样的思想大家，也涌现了一大批清谈名流。

清谈是魏晋名士精神生活的主要形式，名士们对清谈乐此不疲，《世说新语·文学》篇载，大名士卫玠还因“清谈”而死。“卫玠始度江，见王大将军。因夜坐，大将军命谢幼舆。玠见谢，甚说之，都不复顾王，遂达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体素羸，恒为母所禁。尔夕忽极，于此病笃，遂不起。”名士们经虚涉旷的思力，瞬间悟道的直觉，一语破的的辩才，敏捷机智的应对，在清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

这则小品通过名士在洛水游乐，生动地展现了魏晋士族精神生活的一个侧影，印证了顾炎武《日知录》中的名言——“名士风流，盛于洛下”。